张致一先生诞辰90周年，我们在这里开会纪念他，让我讲几句话。我在想讲些什么。

按说我比张先生小20多岁，又不在同一个单位。20多年前认识他时，他已经是院士，而我只不过是个小助教。也许是所谓的缘分，在20多年里，我和张先生有不少的接触。我觉得张先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回忆的地方。但今天我就只讲三点：

一．张致一先生不愧为中国生殖生物学的奠基人。我是60年代参加工作的，70年代因为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国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及迫切性，提出来要我们搞计划生育、生殖生理，实际上当时中国没有人搞生殖生理、生殖生物学。中国当时临床有些内分泌研究，在畜牧水产可能有些人研究促性腺激素促排卵，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没有生殖生物学。文革时实际上只有针麻及青霉素可以研究，其他研究都停止，让大家开始研究生殖生理、生殖生物学。怎么干？研究方法是什么？张致一、王志均、严仁英教授组织了北京这方面的同行，每个月有文献综述、讨论，对当时各单位确定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帮助。张先生对如何组织力量、调整队伍费了不少心思，当时张先生也觉得实验室队伍太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他一方面想方设法促进大家集中到着床方面的研究，但又遵循循序渐进的办法，尽量不影响每个人的积极性，现在研究室的力量比较集中了，这和张先生的努力及指导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研究手段很少，国内根本测定不了激素，但研究生殖生物学，离了测定激素，根本寸步难行。现在都商品化了，也可以从WHO得到Kits，但当时许多都得自己做，如动物垂体促性腺激素的Kit，甾体激素测定的Kit及后来各种受体测定方法的建立都是在张先生支持下，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来，使我们赢得了时间。

我们原来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后来有了《生殖与避孕》杂志，但是地位不高。原来“动物学报”都登分类学的文章，“生理学报”登的全是电生理，在张先生及王志均先生的努力下，“动物学报”，“生理学报”也开始发表生殖生物学的文章，后来“中国科学”也接收了生殖生物学的文章，所以说张先生是中国生殖生物学奠基人，一点也不过分。

二．张先生努力学习，善于思考也很值得我们学习。由于有机会经常和他一起开会，当时自己年青，也自认为学习很努力，但有时开会经常能听到张先生说，上礼拜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文章，有什么新观点，值得我们思考。我根本还不知道，常常在张先生提出来之后才去找，才去看。张先生那么忙，但对学科的发展和动态始终十分关心。

三．张先生努力工作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在张先生去世前一周，我还有机会和张先生在一起。那是计生委在唐山开会，动物所考虑张先生年纪大，派个车从北京送到唐山，希望路上有人照顾。正好，我也需要去唐山开会，就让我搭张先生的车，因此在车上有5～6个小时，我们谈了不少。我谈到大约两周前，我们在济南开会，还一起爬泰山的事。张先生告诉我，在去泰山之前，他已经在庐山参加了科学院的一个会，然后又赶到济南开会，会后我还回北京休息几天，但他却还到北京郊区参加了科学院的一个会议，然后又赶到唐山。那时我还年轻，但已经觉得累了，张先生当然也很累，但是他为了事业，他真的贡献了一切，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