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致一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对年轻人的爱护、培养，在生活上关心，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至今记忆犹新。50年代末60年代初，《基础内分泌学》虽然国外已经比较发达，《临床内分泌学》国内也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基础内分泌学》国内还是空白。我1961年3月到张先生实验室时，张先生要求我们白天做试验，晚上在实验室看书，因此张先生常常自己写、自己打字，然后发给我们阅读。每周有一个单元时间，给我们上专业英文，每周三下午作“读书报告”，教我们如何抓住文章的“要点和创新点”。这样坚持训练我们，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有一次，我在配制H.E.染色试剂时，Hematoxylin 应有一个熟化过程，我不知其中道理，未到熟化时间就用来染片，结果染色不好。张先生发现后，狠狠地批评我，甚至有点发火。此事对我震动很大。此后，我做事变得小心谨慎，事前做好充分准备，对我科研生涯具有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张先生对我们单身职工的生活十分关心。逢年过节，常常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进城开会，听报告，甚至出差外地，从不肯让我们学生掏钱吃饭，处处为我们着想。

1963年，在我完成第一篇文章“电刺激大鼠诱导泌乳作用机制的研究”，我将材料与方法以及结果写好后，交给张先生。他对我说，你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要对文章负责，对文章的科学性，对文内的每一个数据都要负责，并帮我核对数据，做统计分析，反复修改，最后成文。张先生对我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这对我以后的科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

1962年，我们需要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PMSG）促排卵试验。但当时国内没有该产品，依靠国外进口，根本不可能。是年深秋的一天，我和范植民一起，到中阿友好公社采孕马血。孕马血，必须是妊娠3个月左右的母马。采马血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并非易事。从下午2点一直到4点多才从两匹孕马颈静脉中采到600毫升血。从中阿友好公社到中关村动物所，有50多公里路程，那时又没有“的士”，乘公共汽车要换3次车。他一直在实验室等我们，十分焦虑，担心我们的安全。见到我们回来了，他非常高兴！安顿好孕马血后，又请我们在中关村福利楼吃饭。

我是1971年底离开动物所，并在杭州钢铁厂做公共卫生医师。1973年初在桑国卫同志（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多次努力下，调到了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从事女用长效避孕针庚酸酯炔诺酮的研究。1974年夏又因工作需要开展男性避孕药棉酚的研究。1979年冬，我出差到动物所，向刘以训同志（现为中科院院士）学习激素放免测定技术。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先生让我参加周六在外交部礼堂召开的中美科学家棉酚研究进展交流会。当时我虽然带去了我们自己5年的研究结果，但未做成幻灯片，会议规定要英文交流。那时，我根本不会说英语。因此，我不肯参加交流会。在张先生的多次鼓励下，我整理了数据，他又请动物所暗室于延芬同志为我做成幻灯片，并亲自打电话给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雷海鹏教授，请求为我做翻译。会前还亲自为我审阅讲稿。在会上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我在会上提出了两个问题：① 棉酚连续服药2年，停药后，约有1/4男子生育力不可逆；② 部分服药者性功能下降。动物实验也证明莱迪氏细胞数量减少，睾酮下降。因而引起了美国洛氏基金会（RF）人口部主任Dr. Segal 的严重关注和兴趣。后来一些报道也证明了我们的结果。上述结果发表在中国药理学报（1981）和动物学报（1982），第二年张先生又为我写推荐信，推荐给RF. Dr. Segal。 Dr. Segal还亲自为我安排落实在美国加州大学生殖内分泌学研究中心，并希望我继续做棉酚的研究。在美国我们又发现棉酚不仅干扰附睾精子成熟。而且影响精子获能以及顶体酶功能等一系列工作。这些结果发表在Biol Reprod; J Androl和Mol Reprod Dev上。如果没有张先生的推荐，就没有我1986年第5届国际精子学讨论会上的“大会特邀报告”；如果没有张先生的培养，我就不可能得到RF连续6年的后续资助；没有张先生对我严格训练，我不可能在Science和Nature Cell Biol 上发表源创性文章；没有张先生，就没有我今天，……。

张先生注重科学研究既要有源创性又要联系生产实际，而且强调选题要急国家之所急，适应社会需求。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1）我国经历了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国家制定农业发展纲要，要大力发展农业。中科院也成立了相应的支农办公室，我室也开展了泌乳生理学的研究。张先生原先从事两栖类胚胎内分泌学研究，并且取得突破性进展（Science，1957）。现在一下子要转到哺乳动物泌乳生理学研究，困难不少。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调研，最后提出了垂体－肾上腺轴系可能参与乳腺分化及其泌乳的设想。张先生的实验设计十分巧妙，有独到之处。采用8组不同实验组来证明垂体释放或分泌促肾上腺激素以及催乳素，是引起乳腺腺泡增生和增强泌乳的主要原因。在范果仪同志的实验中也进一步证明肾上腺皮质激素不仅能够促使垂体和胎盘产生催乳素，而且对乳腺腺泡具有直接作用。文章发表（实验生物学报，1964）后，引起国外同行的关注和兴趣，先后有13位国外同行来信索取单行本。（2）承担国产甾体女用口服避孕药的研究任务，可充分说明张先生选题是体现了急国家之所急的科研思想。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后，1963年我国人口迅速回升；1964年上半年，人口增长加速。周恩来总理对此忧心重重。老百姓急需要一种简便的避孕措施来控制过快人口增长。他要国家科委抓国产口服女用甾体避孕药的研制工作，而且对口服避孕药的研制工作还要保密，采取“不宣传、不见报、不发表”的三不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临危授命，接受国产口服避孕药临床前药理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他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甾体口服避孕药作用于多靶点或位点的设想，并精心设计了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系，从三个不同层次来阐明甾体避孕药的药理作用：① 采用下丘脑立体定位仪刺激或损伤正中隆起、旁室核及视上核等核团，导致促进或抑制排卵，进而证明了口服避孕药可直接作用于下丘脑，抑制GnRH的释放；② 他又采用大鼠联体技术，证明口服避孕药也可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和释放，从而导致排卵被抑制；③进而又从家兔卵巢、子宫内膜水平研究了该药的作用方式，提出了甾体避孕药主要是孕激素的作用，纠正了当时国内有人认为是雌激素起主导作用的错误论点。1967年6月24－26日在上海科学会堂通过了国家科委鉴定，为临床减量用药提出实验依据，对该药的推广使用，控制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开展军马不孕不育的研究。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印、中苏关系紧张，对军马需求激增。但军马生产主要面临严重空怀。张先生提出在受精时同时注射LH以调动卵巢中黄体的功能，于是就利用我所车间所生产的垂体促黄体激素LH到各个军马场进行增产试验。1969年5月至8月，我有幸跟随张先生、陈大元等去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总后勤部军马局属下的一个大型军马场学习和工作。使用促黄体激素治疗母马不孕症，收到良好的效果，受到总后勤部军马局和中科院的嘉奖。这些工作的开展对我们科研工作者如何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