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1989年在东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从1989年7月到1991年8月在动物所作博士后，也有幸成为张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后。现在想起来，自己虽然有幸成为张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后，但我深深感到，与张先生在生殖生物学领域的巨大贡献相比，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显得微不足道，与张先生的很多优秀的学生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我也觉得，现在更应向张先生学习，继续努力，踏实工作。

第一次见张先生，我记得是受我博士导师秦鹏春教授的邀请，当时张先生和陈大元老师一同到东北农业大学参加其他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虽早就听说过，但那次是第一次见到张先生。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与张先生和陈老师的座谈会。在座谈时，张先生广博的知识和谦虚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那时国内的博士后工作刚刚开始不久，当时听陈老师介绍说，动物所有博士后流动站，张先生可以招收博士后，便去动物所联系。在张先生、陈大元老师和庄临之老师等的大力帮助下，顺利进入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幸在张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

到动物所后，张先生让我先与实验室的各位老师分别见面，先了解每个实验室从事的研究工作，这样便于以后在进行实验时，可知道与哪个实验室的老师进行合作。当选择要做的课题时，因为我以前主要以组织学和细胞学为主，对于光镜和电镜比较熟，想以电镜的组织化学方法定位胚胎和子宫中的总DNA和RNA量。将这个想法与张先生商量时，张先生说现在原位杂交方法刚开始不久，用原位杂交就可定位组织中的特定基因的表达，远比定总RNA的意义大，并嘱咐我要多读最新的文献，不仅要了解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发展动态，而且还要扩大知识面，多看一些实验方法和技术方面的文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实验技术对于从事实验学科的人员特别重要。并让我与他和沈孝宙老师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杨卫民联系，将他自兔胚泡中克隆的一个兔胚胎着床相关基因进行原位杂交。以后，又由沈孝宙老师提供人的hCG基因，对人胎盘绒毛hCG的表达进行了研究，得到较好的结果，并于1992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后来我在美国的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从事与胚胎着床相关的研究，一直到现在，我主要从事哺乳动物胚胎着床方面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当时受张先生的指导与影响有关。到现在为止，已在相关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110余篇，其中40余篇发表在SCI源期刊上，在胚胎着床领域做了一些工作，并于1998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00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当时在动物所期间所接受的良好的培养，以及张先生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导。

张先生去世后，我在动物所的博士后工作刚进行了一年多。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在陈大元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陈老师在实验设计、论文写作及生活等方面都给予我耐心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使得我顺利完成了实验任务。在此期间，庄临之老师、刘以训老师、曹咏清老师等都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正因为在张先生实验室从事过博士后研究，有这段经历，与实验室的各位老师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次到动物所来都感觉特别亲切。我在以前的工作，得到过生殖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现在仍然得到包括陈大元老师、刘以训老师、祝诚老师等的支持，以及现在年轻的段恩奎、孙青原、彭景楩等同辈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正是由于在张先生的带领下建立了现在的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不仅在我国的生殖生物学领域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很多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得到了国际、国内同行的认可和好评，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科研论文。这个实验室对我们在其他单位从事生殖生物学研究的人来说，也发挥了“家”的作用，从经常与各位老师的交流与合作，到“973”项目的申请及组织实施，以及每两年一次按期召开的全国生殖生物学学会的学术活动，这些都对我们从事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环境。

现在缅怀张先生在生殖生物学领域作出的巨大成就，我们应好好学习张先生的科研思想和远见卓识，脚踏实地、努力创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张先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为座右铭，在生殖生物学研究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此也感谢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一起缅怀张先生在很多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