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谨在此写下我感受最深、影响最大、引导我科学研究走理论联系实际道路的回忆，寄托我对恩师的怀念和哀思。

一、学习先生培养年轻一代，不存私心。先生是山东人，生性豪爽、诚恳坦荡，对人对事都是从工作出发，批评和表扬分明，总是坦率直言。先生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加强对年轻人的培养，他在培养中不分嫡系和旁系，对来自五湖四海的都是一视同仁，对这，我的感受尤为深刻。我是在文革后期才转到张先生门下的，他不仅对我没有另眼看待，反而倍受器重，曾委以研究组长，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在出国培养方面，也没有把我丢下，第二批就把我送到了美国衣阿华（IOWA）大学医学院进修受精生物学。因为我大学是学俄语的，英语仅是中学的水平。为了介决语言问题，先生亲自教我们口语，既使白天没有时间，就叫我们下班到他家里去学习，在这过程中他从不厌烦我们发音不准，时态不对，他非常耐心地教我们，只要看到我们有一点进步他就显得十分高兴。这种情景虽然已过去20余年了，但仍然历历在目。最使人感动的是在出国问题上他丝毫没有私心，在他生前一直没有考虑把自已的孩子先送出国去，却一批又一批地把我们送到了国外进行对口培养。当时曾有人好心地提醒先生，你把学生都送出国会影响研究工作进展的，先生却不这样想，他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已过去的若干年中事实证明先生的远见是正确的，他先后派出的8个弟子，回国后在先生的统一领导下都能独当一面，这8个学生就是后来被称为张先生培养的八大金刚。当我回忆过去的岁月，我不由得感到先生是一直在支持和鼓励我的，当我回国后，支持我成立了“受精生学物”研究组，随后我又建立了受精机理、显微受精和动物克隆三个科研平台，近年来在我接班人孙青原教授的领导下，这一领域得到了更明显的发展。今天我也进入古稀之年，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先生的精心培养，我们的实验室怎能有今天！因此我是永远不忘党的培养，永远感激先生的栽培。

二、学习先生指引我走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之路。我是1957年由秉志老先生从山东大学招来的学生之一，刚来到动物所，秉先生就把我分配给郑国章先生，学习研究神经末梢和再生工作。文革后才转到张先生的研究室 。从五七干校回所后，先分配我到所办工厂负责激素车间生产FSH和LH。随后，我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机会跟随先生出差，从事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实践。我们用自已研制的激素做了7-8年马的促发情和保胎研究，研究结果是明显的，保胎率可达86％以上。水貂多产仔和保胎研究也做了多年，亦见一定成绩；鱼的催情和超排卵配合了兄弟组进行机理研究；对大熊猫的有性繁殖研究，增加了双胎率。每当申请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时，我总是得到张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当我写“大熊猫繁殖生物学”研究申请时，先生与郑丕留先生亲自为我写推荐信，最后赢得了成功。张先生在重视应用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不时提醒和引导我从事基础研究，他亲自指导我进行了激素对靶器官和靶细胞的研究，对松果体，脑下垂体、卵巢、睾丸做了大量的电镜和组织化学工作，从中获得的重要结果又回过来指导应用研究，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研究水平，推动了本领域的科技发展并锻炼了自已。曾发表了较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数篇，获得了科学大会奖、院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等等。先生反对为理论而理论，为了发表几篇文章凑数。也反对进行科学游戏，扬扬名气。先生一贯主张科学研究要结合国情，要急人民所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我国的科技发展，满足人民的需求。先生的科研生涯是充满对党的忠诚，对科学事业的奉献。他的满腔热血和赤胆忠心，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揩模。

三、学习先生的艰苦扑素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接触过先生的人，给人的印象，肯定以为先生是一个吃不起苦的人，因为先生生于富裕家庭，又从国外回国的。虽然如此，但先生对待自已的生活要求恰恰相反，他很简朴，甚至比年轻人还能吃苦。他在我国三年灾害情况下，从不愁眉苦脸。他经历过“四清”运动，到农村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还饱尝了文革的浩劫，但他都能正确对待。回忆起我和先生一起出差的情景，不由得对先生更加尊敬和佩服。1972年，我们到内蒙锡林浩特军马场做母马促发情和保胎试验，在张家口经受了考验，住的是干打雷的矮土房和又黑又葬的土坑，房间里还充满一股难以形容的臭气，多数年轻人不愿上土坑，坐了一夜，而先生却在坑上呼呼大睡，和平时一样呼噜声时起时伏睡得很香。到了马场，当时因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臭老九，他们把我们安置在厨房的稻草上住，先生没有二话脱衣就睡。第二天军马场的局长（是我们所副所长李振南同志的部下）接见了先生并问起生活安排得如何时，发现我们是在厨房草堆上过夜，局长严肃地批评了马场负责人，才让我们搬进了招待所。虽然如此，先生从无怨言。在这期间每天早晨先生起得很早，一起来就去打开水，部队的小同志感到很奇怪，问我们，怎么相当于我们司令员的老科学家，还天天为你们打开水啊！这不仅说明先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同时也是对我们是一次十分严格的批评。在甘肃山丹马场工作的这几年里，有一次我们（先生、徐一树和我）一下火车，碰上下大雪，马场的车无法来接我们，可是天色已黑，只好设法在车站附近找个避寒地方过夜。车站小得可怜， 在大雪中找了半天，才进了一间泥房，这里条件比张家口的还差，先生面对这样既冷又葬的环境，照样说笑，不一会就打起了呼噜。山丹马场地处祈连山下，蒸不熟的馒头极其难吞咽，我要用大量汤水才能吃半个，而先生三口二口就把馍下了肚，吃得满头大汗，还吃得很开心。虽然条件较差，但先生始终认真工作，不时总结分析。工作之余，先生还与我们说笑、吟诗和照相，先生的乐观主义真使人佩服。先生在实验室从不抽烟，而出差，箱子里除了几件替换衣服外，满箱子主要是香烟，有一次回京途中先生断了烟，于是要我帮他在小车站停车时下去买香烟，这些车站上那有他抽的烟，只有8分钱的无牌香烟，当时我买了几包，但心里犯滴咕，怕先生不高兴，当我正在发愁时，先生却接过烟来就抽，抽得与好烟一样过瘾。其实先生平时生活就那么简扑，他中午不回家，就吃食堂饭菜，不管好坏都吃得很香。先生对钱十分大方，每当与学生一起吃饭时都要他请客，总是掏钱要我代他去办。稿费和奖金从来不取分文，都照顾到学生。直到80年代末，年轻人的工资一加再加，而先生却没有增加，他的工资收入要管儿孙全家，经济似乎显得有些紧张，有一次我们去庐山开会，发现他想给孙子买一件玩具，却挑来挑去嫌贵，最后选了一个只值2毛钱的吹了会叫的小鸟。当时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很难过，大家抢着要给他买，他却坚决不同意。先生对自已从严要求，对生活不怕苦的精神将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忘怀。

今天，我们回忆过去，鼓励现在，展望未来。虽然我也70有余，但我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不断地向先生学习。学习他的创新思想及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先生的严谨治学，业绩卓著、品德高尚的风范，我们应该把它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使生殖生物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使生殖生物学这门学科得到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永远学习先生，永远尊敬先生，永远怀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