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年轻人的工作进展非常关心，他每天早晨一上班就到每个实验室看看，所以能够及时了解大家的情况，并且对大家遇到的困难能及时帮助解决。记得是42年前，也就是1962年，我从民主德国进修回来，刚调到内分泌研究室生化组不久，张先生安排我进行类固醇激素的分离和分析工作，当时的具体任务是探讨两栖类卵巢是否具有合成孕酮的能力。张先生还着重指出，这是一个尚未证实的问题，如能取得结果，对于排卵机理的阐明和比较内分泌学的深入研究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张先生对实验设计、技术路线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然后就让我独立建立分析方法进行实验。例如我开始是从蟾蜍的卵巢中提取，然后利用纸上层析分析是否有孕酮的存在，但是我缺乏标准样品，张先生把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孕酮标准品找出来交给我，这样使我能很快的开始工作。但是，从蟾蜍卵巢提取物中总是看到胆固醇的显色斑点，而没有看到孕酮。当时考虑到也可能是含量太少，需要建立更灵敏的检测技术，张先生一方面亲自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黄量教授联系，派我前去学习类固醇化合物的痕量分析，一方面与北京医学院联系，得到了他们赠送的合成孕酮所必需的前身物孕烯醇酮。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过蟾蜍卵巢与孕烯醇酮体外孵育实验，终于证明了孕酮的生成。当我向薄层层析板上喷完显色剂并观察到孵育液提取物出现与标准孕酮位置和颜色相同的斑点时，张先生正好进来，他看到这一结果后，立刻提出了绘图和具体方法，并且亲自用他自己的照相机将层析图谱拍照下来。以后，我又在他的指导下，将这项工作整理成文，他对前言和讨论着重进行了修改，并将我署名为第一作者，他自己位第二作者。

从这项工作中，使我学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功，特别是张先生对年轻人的培养原则和方法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有所遵循。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说，张先生在培干方面有以下特点：

一．明确任务，使年轻人了解课题的意义和重要性；

二．大胆放手，培养年轻人的独立能力；

三．随时检查，对关键问题和困难亲自予以解决；

四．及时总结，使年轻人逐步掌握科学研究的全过程。

虽然以上的事情距离今天已有四十余年，但是回想起张先生对年轻人的热情培养、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以及良好的科研道德，总是记忆犹新和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