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致一先生毕生从事生殖生理学研究，并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我这晚辈在动物所和动物学界所接触过的许多前辈专家中，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我十分珍惜同他接触的过程和受到的教益和鼓励。年长而且又不同专业，能经常有机会接触和受到教益，说来也是缘分。有些接触是工作关系，譬如他担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动物学会理事长、生物学部主任等等，我或多或少有些工作中的联系。但是，事实上，许多接触却更加属于个人交往，我很高兴时常接到他的电话，约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谈。下面这些点滴感受，显然不能完全反映出他的事业心、科学责任感和成就，但希望能以此表达我对他的部分崇敬和怀念之情。

有地位但从没有架子，讲求学术民主

记得90年代中一次动物学报编委会换届，张先生找我谈担任主编事，我当时表示该学报实验的和微观的研究占多数，我不适宜也不能胜任。不料，张先生一天中午还亲自到标本楼五楼找我来说服我接任。我无奈恭敬不如从命。作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这样地位的老一辈科学家，亲自爬五层楼梯来找一个后学者谈工作，似乎今天已经不能想象。讨论到动物学报的编委人选时，我提出的副主编人选，有一位他很不同意，但他不强加给我。相反，还是由我最后决定。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先生这种讲究学术民主的作风，还体现在对个别同志把持着动物学会的改选换届，很不以为然，给予了严厉批评。

严谨而又富有想象力

旗帜鲜明地反对宣扬伪科学，如“特异功能”、“野人”等等。他严厉批评有些科学家，盲目支持毫无科学根据的所谓“特异功能”。70年代开始闹湖北“野人”。我受院、所之命，同冯祚建、全国强一起到实地对湖北“野人”作了调查。对于我们否定“野人”的调查结果，有两位前辈替我担忧，好意提醒我一定要“小心”。有些前辈则不同，明确地坚决支持，其中就有张先生。在当时的气氛下，他们的有力支持，使我内心更加坚定反对伪科学的信念。此后，我在国内外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湖北神农架“野人”。

张先生在主持所学术委员会和马世骏主持所学位委员会时，我曾对有关“中国XX科的进化与系统分类”这样的研究或论文选题提出质疑，问题的核心是生物类群进化和国界的关系，向他们两位老先生请教。他们原则上都支持我的看法，但因为学科不同，他们要我自己确定对此问题的立场。

同张先生谈话从不枯燥，轻松而富有启发性。一次在谈到养鹿取茸时，我在德国看到通过人工改变光照来观察鹿茸的生长。这对我国养鹿业一年可以获得两次取茸的机会，岂不是好事。他不但认同，而且提出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通过对鹿的性激素的调节，使母鹿也长茸。可惜，我没有机会在养鹿场推动此项试验。

注重全面与局部协调

看待有关科学发展问题和掌握学术组织和机构时，不少老一辈的科学家总是习惯地注重全面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记得张先生就专门约我谈话，听取下届动物所所长人选的意见，还一起客观地分析可能人选的长处和不足。甚至还同我谈了生殖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接班人选。他长期以来一直对我期望较高，譬如当时陈世骧陈老意图培养我负责搞动物志和分类“学部”工作，明显的是要我更好地为动物分类学的发展而努力。张先生则认为我在各方面交往比较广，应该搞学会工作。如今想来，我辜负了他们对我的厚望，深感遗憾。

纪念张致一先生，最好的办法是发扬谦和对人、严谨治学、高瞻远瞩和开创精神的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