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先生基础研究联系实际，解决国家需求
1、60年代女用口服甾体避孕药研究
1959年到1961年，我国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三千万人。自62年起，人口开始复苏，到1964年人口出现爆发性增长。周恩来总理对此十分担忧，提出要搞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周总理找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副总理，聂副总理找到中科院，中科院又找到动物所张致一先生。当时搞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研究，不允许报刊、杂志和广播公开报导，论文也不能发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口服避孕药国外已经上市，有专利保护；二是毛泽东主席对计划生育有所保留，他主张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任务下达后，张先生召开会议，落实任务，开展临床前的药理研究。在甾体口服女用避孕药作用及其机理研究中，涉及到甾体激素的测定，当时国内还没有激素放射免疫测定方法，因此，张先生巧妙地设计出一套联体动物实验，来阐明口服避孕药的作用及其相关机理。具体方法是：选择同一窝同一性别的一对雌大鼠，将A大鼠的卵巢切除，同时将B大鼠的垂体切除。然后将A大鼠和B大鼠联体。A大鼠脑垂体的作用通过联体可到达切除脑垂体的B大鼠卵巢。因为A大鼠自身没有卵巢，以B大鼠卵巢和子宫重量反应A大鼠脑垂体的功能。这一方法为正确评价口服甾体避孕药药理作用做出重要贡献。
张先生在口服避孕药研究中，另一重要贡献是减低口服避孕药的每日服用剂量。当时国外一号口服避孕药的配方是：炔诺酮2.5mg、炔雌醇50μg，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剂量可降低。我们减少20-25%，即孕激素从2.5mg减到2.0mg，雌激素从50μg减到37.5μg。现在使用的口服避孕药已减少到1/2.
张先生第三个贡献是纠正了当时中科院上海细胞所，有人认为“甾体口服避孕药的主要作用是雌激素” 的错误观点。
2、 军马不孕不育的研究
1969年我国鸭绿江北面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西藏喜马拉雅山南边与印度也发生军事冲突。那些地方车子开不过去，军用物资要人扛、要马驼，因此军马显得尤为重要。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马局找到张先生想要解决军马不孕不育问题。一是母马产仔后，一直不返情，主要是排卵后卵巢黄体不退化，形成持久黄体，拒绝与公马交配；二是多囊卵巢囊泡综合症，母马持续发情，总是找公马交配，但不怀孕。张先生接受任务后，生化组曹泳清、沈孝宙等同志做了一年准备。他们从北京南郊屠宰场收集了2万多头羊的脑下垂体，提取促卵泡激素FSH和促黄体激素LH。在张先生亲自带领下，陈大元、石其贤和廖方正于1971年5月到内蒙古锡林格勒盟，待了近3个月，解决了军马不孕不育问题。持久黄体是因为母马缺乏FSH，注射数针FSH后，母马返情了。多囊卵巢囊泡综合症是因为缺乏LH而不排卵，注射数针LH后，母马排卵了。后来张先生和陈大元等又赴甘肃山丹马场开展军马不孕不育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述研究说明，基础研究联系实际，为解决国家迫切需求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做出应有贡献，反过来，又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
二、张先生认真热忱培养年青人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研究男性避孕药棉酚时，除了评价棉酚的避孕效果外，还有两个问题急需要解决。一是棉酚对男性性功能有没有影响；二是棉酚对男性生育力的抑制作用是否可逆？这些研究需要掌握有关甾体性激素测定方法。因此，我1979年6月到北京中科院动物所向刘以训同志学习激素放免测定技术。星期一到动物所，周二张先生问我，你研究棉酚的资料有没有带来？我说带来了，他马上请暗室，把有关资料做成幻灯片。他说星期六在外交部礼堂要开一个棉酚研究进展讨论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人口委员会主任西格尔博士（Dr. S. J. Segal）要介绍国际上棉酚研究进展情况。然后是中国科学家介绍。张先生要我去外交部礼堂发言，说要用英文讲。我说我英语不行，大学时候学的是俄语。1961年我到您实验室时才开始学习英语，当年张先生亲自教我们英语，他用自己的打字机打好教材后，发给大家，他念一句，我们学一句，我的英语水平很有限，张先生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雷海鹏大夫给我当翻译。那次会议有很多著名科学家参加。会议首先由Dr. Segal作 “ 国际棉酚研究进展” 报告，花了45分钟，然后就是中国科学家介绍。第一个就叫到我，当时我很吃惊，给我15分钟时间，我主要介绍了两个问题: 一是棉酚对雄性激素有影响，主要是通过附性腺重量作为指标反应雄性激素水平。断乳的雄性大鼠喂棉酚后，附性腺发育停止了。此外，临床上也有反映，棉酚对男性性功能也有影响。二是棉酚引起男性服药者生育力不可逆问题。我们浙江做了400多例，其中服药2-3年，停药1年后，生育力不可逆率达到28%。Dr. Segal听了很感兴趣。会后他拉着张先生来找我，张先生介绍说这是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杭州工作。Dr. Segal问我，愿不愿意去美国研究棉酚，我说愿意，回杭后我就写申请书，后来张先生给了我一个名额，Dr. Segal还亲自为我联系美国进修的学校。1986年他又资助我参加第五届国际精子学大会并邀请我作大会特邀报告。上述情况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平时要认认真真做实验，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二是美国人不喜欢人云亦云，你的观点与众不同会引起人家关注；第三是张先生对有志于科学研究，而且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青年人，不分所内所外，总是满腔热忱，毫无保留地支持、扶植和培养，令我终身难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 
